數字教材出版距教育數字化需求有多遠
“著力豐富資源形態，大力開發數字教材，廣泛集納教輔、教案、課件、教學設計、虛擬仿真實驗資源，匯聚部署智能作業、互動課堂、線上教研、輔助閱卷、教育評價等數字教育工具和平臺。”今年1月底召開的2024世界數字教育大會透露出的上述信息，為數字教材高質量建設與發展打開了指向之門。
6月1日，2024高等教育數字教材創新發展會議在京召開。該會議延續2024世界數字教育大會“數字教育：應用、共享、創新”的方向，以“數字教材：應用、共享、創新”為主題，就數字教材如何滿足我國教育數字化需求展開深入交流，數字教材使用者、出版者、研究者形成了推動教材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發展所需、改革所向的共識。
場景化教學為需
“數字教材的出版可為高校課堂的教學流程和代教模式提供創新服務，還能夠服務于多種多樣的教學場景，為各類學科的教育提供幫助。”教育部課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長曾天山認為，我國的高等教育需要數字技術賦能教材，并為課堂提供場景化教學。例如在英語課程的教學實踐中，數字教材可為學生提供與外國人交流的虛擬場景，讓學生將學科學習與學科應用緊密結合。
據武漢理工大學校長、教育部教育數字化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宗凱介紹，高校目前運用的數字教學資源呈多元趨勢，比如在線課程、數字化教材、實驗實踐資源、學術報告類資源等；在數字科研資源方面，有電子數據庫資源、科學數據資源等。這些現狀需要資源一體化、教學一體化、多種智能應用與工具一體化、多終端數據一體化，也就是資源集成數字化，而不是環節數字化。
對此，哈爾濱工業大學原副校長、教育部教育數字化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徐曉飛也認為，數字化、網絡化、服務化、智能化、虛擬化等對高等教育產生的巨大影響，導致互聯網+教育、服務+教育、AI+教育、元宇宙+教育等新形態層出不窮，目前高校急需與新的教育形態配套的數字教材。
來自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邵超峰教授分享了他對《環境學基礎》（化學工業出版社出版）數字教材研發和實踐的心得。邵超峰表示，“環境學基礎”課程多次獲得天津市教學成果一等獎，是因為課程不但抓住了教育即課程思政、基礎知識教育、專業能力培養這“三條主線”，還與時俱進地探索多元化教學手段，比如將紙質教材、在線課程網站和教學資源庫的線上線下教育資源有機銜接起來。
標準化建設為基
與會者認為，在信息化浪潮下，多元、海量的數字教材應運而生是教育界、出版界與時俱進的充分體現，但是品種日多的數字教材出版仍缺乏統一的標準，加之不同版本的數字教材分散在各個平臺與應用軟件，不利于高校師生的使用。
教育部高教司一級巡視員宋毅對此表示，在數字教材建設規模擴大以及推廣應用的同時，數字教材建設與全國的目標相比，還存在著建設標準還不夠完善、建設水平還不高、運營模式還不夠清晰、理論研究還不夠深入、安全保障不健全等問題，尤其是在標準化、集成化的問題上，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打造高等教育數字教材的新生態。
浙江大學出版社總經理金更達也表示，出版社在數字教材探索中依然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比如，產品設計與開發問題、技術框架與標準問題、管理與分發問題、評估與學習分析（反饋與更新）問題等。其中，技術框架與標準方面要解決跨平臺兼容性與高效運行問題，確保數字教材能夠在不同環境下高效運行，滿足教學模式與學習環境的變革。管理與分發方面則需建立一個可持續的教材更新、管理、分發系統和商業模式，這是數字教材建設的“最后一公里”。
交互性出版為要
目前，數字教材出版與高等教育數字化需求怎么匹配？宋毅認為，首先要系統研制數字教材的標準，各相關單位需要針對數字技術文本的內容、配套資源和服務功能來確定建設標準，建構規范科學、切實可行的標準體系。同時注重新技術賦能數字教材建設，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展開知識學習，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數字教材不僅僅是數字內容，更是集數字內容與數字服務為一體的學習工具。金更達建議，出版社在數字教材設計與開發上要結合學習理論和用戶體驗原則，研究數字教材的設計標準、多媒體集成、交互性增強以及適應性學習系統的開發。此外，要研究在計算機或其他電子設備上使用的教學資源，充分體現數字教材的交互性、個性化與智能化功能。“數字教材出版最重要的是尊重教與學的關系規律。”中央財經大學二級教授、教務處處長林光彬認為，需要處理好因材施教與教法適配的關系，教材薄與厚、多與少、精與粗的關系，分層化與個性化的關系，教與學、線上線下時間配置的關系，知識本位和能力本位的關系。
徐曉飛建議，高校的教材編寫與出版機構應抓住機遇，及時識變、應變、求變、創變，充分發揮數字教材的積極作用，為國家培養更多的具有數字化能力與可持續競爭力的高質量創新型人才。